11月6日,一段郑州疫情发布会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悄然传播，与往常不同，这段视频的评论区被强制关闭，官方账号开启了“一键防护”模式，网民无法留言、无法转发、无法互动，一场本应面向公众的疫情通报会，在数字世界里成了单向的“静音”广播，这看似技术性的操作，背后却折射出中国公共沟通中更深层的困境：当发布会不再允许提问，当信息流动被刻意阻断，公共信任的基石正在悄然松动。
郑州疫情发布会视频的“静音”，首先是一场技术赋权与权力控制的微妙博弈，在数字时代，新闻发布会本应是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桥梁，技术手段（如直播、弹幕、评论）为这种对话提供了即时性、广泛性和互动性，当郑州官方选择关闭评论区时，技术从“赋能沟通”异化为“控制声音”的工具，这并非孤例——近年来，多地疫情发布会都出现过类似操作，例如西安疫情时的“选择性回应”、上海封控期间的“延迟信息披露”，这种模式背后，是一种对公共舆论的防御性姿态：政府害怕质疑，害怕情绪蔓延，害怕失控，但讽刺的是，越试图控制，越容易引发更大的信任危机，心理学中的“逆反效应”告诉我们，当信息被压制时，公众的猜疑和焦虑反而会加剧，郑州的“静音发布会”因此成了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权力对技术工具的误用：技术本应促进透明，却被用来制造屏障。
更进一步看,这种“静音”操作暴露了公共沟通中的制度性短板，疫情发布会的核心功能是信息传递和情绪疏导，但在郑州案例中，它更像一场“走过场”的表演，视频中，官员照本宣科地通报数据，却未触及民众真正的痛点：物资短缺如何解决？防控政策何时调整？基层执行中的矛盾如何化解？这些问题的缺失，使得发布会沦为单向的信息灌输，而非双向的对话，究其根源，这与中国的行政文化密切相关——上级压力下的“维稳逻辑”往往压倒“解决问题逻辑”，官员们更倾向于避免“说错话”，而非主动回应诉求，哈佛大学学者肖强（Xiao Qiang）曾指出，中国的公共沟通存在“责任逃避综合征”：官员们通过形式主义的表演来规避实质性责任，郑州发布会正是这种综合征的典型体现：它完成了“通报”的任务，却逃避了“沟通”的实质。
最值得警惕的是,“静音发布会”对社会信任的侵蚀效应，信任是公共治理的隐形资产，它建立在透明、一致和共情的基础上，当政府选择关闭评论区时，它传递给公众的信号是：“我们不关心你的声音”，这种信号会不断累积，最终演变为广泛的疏离感和 cynicism（犬儒主义），在郑州疫情中，许多网民转而通过短视频平台（如抖音、快手）发布求助信息，用“弱者的武器”对抗官方叙事的缺失，这种二元对立——官方沉默与民间喧哗——正在撕裂社会的共识基础，长期来看，如果公共沟通持续失效，政府将面临“塔西佗陷阱”：即使说真话，也不会被相信，郑州的案例并非孤立，它与其他公共危机中的沟通失败（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、唐山打人事件）形成共振，共同加剧了社会的信任赤字。
如何打破这种“静音”循环？答案或许在于重构公共沟通的伦理与技术框架，政府需从“控制思维”转向“对话思维”，允许发布会存在杂音和质疑——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言，“真正的沟通理性在于包容异议”，技术工具应被用于增强而非削弱互动，例如通过实名制留言筛选、专家实时答疑等方式化解矛盾，制度层面需要建立更明确的问责机制，让逃避沟通的官员承担后果，中国不乏成功案例：武汉解封后的记者会开放提问、浙江疫情中官员的“微博直答”模式，都证明了透明沟通反而能凝聚共识。
郑州疫情发布会视频的“静音”，是一个微小却深刻的隐喻：在危机中，沉默不是稳定，而是风险的积累，公共沟通的本质不是权力的 monologue（独白），而是社会的 dialogue（对话），只有当政府学会倾听刺耳的声音，信任才不会成为奢侈品，疫情终会过去，但如何面对下一次危机，这场“静音发布会”已为我们敲响警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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