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夏，郑州暴雨肆虐后，德尔塔毒株悄然入侵，城市陷入双重灾难，当人们谈论疫情时，总习惯性地加上一句“就像南京那样”——仿佛只有通过南京这个参照系，郑州的苦难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，这无意识的比拟背后，藏着中国城市叙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：灾难需要被“认证”才有价值，创伤需要被“比较”才能被看见。
郑州疫情与南京疫情在流行病学图谱上确实存在相似曲线：相似的R0值，相似的隔离措施，相似的感染人数统计，当官员在发布会上说“郑州面临南京式考验”，当媒体报道用“第二个南京”来定义郑州时，一种隐秘的暴力正在发生——郑州被简化成了南京的副本，它独特的创伤记忆正在被吞噬，暴雨中的地铁5号线幸存者还要面对隔离围栏，城中村里的打工者同时遭遇失业和封控，这些具体而微的生存困境，都在“类南京化”的叙事中被碾磨成模糊的背景噪音。
这种现象背后矗立着现代社会的认知图式：灾难必须被纳入已知框架才能被理解，就像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所有地震灾害都被迫与汶川进行“苦难等级”的比对，仿佛灾难也有贵贱之分，南京疫情先于郑州发生，在媒体轰炸中成为疫情叙事的新原型，后续所有疫情都不得不穿着不合身的“南京外衣”亮相，这种叙事暴力造成的后果是：没有一座城市的伤痛值得单独铭记,没有一次灾难配拥有自己的名字。
更深的病灶在于集体记忆的政治经济学，南京作为省会城市，天然占据媒体话语权的制高点，而郑州尽管同属省会，却在叙事序列中被后置，这种等级化的记忆分配系统，使得灾难记忆也遵循着城市行政等级的潜规则，当人们为南京的禄口机场防疫失误而愤怒时，郑州富士康工人徒步返乡的悲壮画面却很快消失在信息洪流中——后者缺乏持续的记忆固化装置,只能依附于前者的叙事框架获得短暂可见性。
这种灾难叙事的“原型化”倾向，最终蛀空了我们对苦难的感知能力，当郑州疫情被简化为“南京2.0”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郑州的特殊性，更是人类对灾难应有的敬畏与共情，数字比数字，措施比措施，效率比效率——在永无止境的比较游戏中，鲜活的生命体验被蒸馏成冰冷的数据对标，那些在隔离病房里握紧的双手，那些在视频通话中强忍的泪水，那些在防护服下溃烂的皮肤，这些无法被量化的苦难,在比较主义的筛网中全部漏尽。
要打破这种叙事垄断，需要一场记忆伦理的革命，我们必须承认每场灾难都是独一无二的宇宙大爆炸，其产生的痛苦涟漪永远不可通约，南京疫情不是丈量其他疫情的标尺，郑州暴雨也不该成为未来水灾的比拟模板，每座城市都应当在自己的悲剧中担任主角,而不是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注脚。
站在后疫情时代的断层带上，我们或许该重学记忆的语法：不再说“郑州疫情就像南京”，而是说“郑州疫情就是郑州疫情”——这句看似同义反复的陈述，实则是对生命尊严最根本的归还，当无数个体记忆从宏大的比较框架中解救出来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那些藏在统计曲线背后的战栗与勇气，唯有拒绝灾难的简单类比,才能避免历史在重复循环中不断上演真正的人间悲剧。
微信扫一扫打赏
